第四章在“一般成器观念”的名下分别就先秦文献中最为集中地反映先秦成器观念的两种文本进行了阐释——其一为《考工记》总论部分,其二为《周易·系辞》相关于“观象制器”的部分,并据此着重分析和阐释先秦观念对成器活动中的“巧”与“知”(即制作与设计)以及两者间关系的看法,以便探触到先秦成器经验与态度中某些带有根本意义的东西。以后者为例,《周易》提出“观象制器”原本是对造物原始的一个解释,本文的相关阐释则表明了“观象之思”或“创物之知”实际上是人们对器物制造过程中的设计环节的一种领会与把握,同时观象之思也是那使我国造物得以将模仿与象征复合于一体的关键环节和创造性中介。本章专辟
“思想与制作”一节来阐释先秦关于“知”与“巧”所抱观念的意义,在此,我们把先秦的知巧观同古希腊人的看法作了有趣的比较,点明成器观念的形成以及成器活动本身都受到来自一般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而
“被动与顺应”则是我国本源造物态度中至为深刻的基本要素。
第五、第六两章在整理儒、道、墨三家相关论谈的语境背景及其基本理路的基础上,尝试梳理先秦思想在器物设计评价、形式美学思想以及设计思想方法等方面极为丰富的内涵。以器物设计的形式美学思想为例,相关的论述在先秦思想家本人那里并不是在针对器物形式的审美标准的名下展开,而往往是被笼统地包含在各家关于理想社会的造物原则与标准的论谈当中——实际上,先秦思想家反倒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立场,即以器物其他维向的价值(或善、或真、或实用价值)来反抗和压抑其审美价值,本文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及其意义作了层层深入的剖析,并对各家思想中包含的形式标准分别进行阐发,主要包括墨家的“利用则止”,儒家的“文质彬彬”、“与众乐乐”,《周易》的“白贲”思想,道家的“大巧若拙”、“为道日损”、“有无之辩”、“大象无形”等。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先秦思想同现当代设计思想之间不谋而合、交相辉映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墨家的“利用则止”同现代功能主义设计、 “白贲”思想同现代设计 “少则多”的美学信条、道家“无为无迹”与当代设计的解构与多元化发展趋势等等,进而点明先秦学术中蕴涵着的设计思想至今仍然富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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