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在从事传教活动的同时,以相当大的精力,动用有限的资源,开展面向中国普通群众的医疗和教育活动。以伯驾和郭雷枢为代表的英美传教士和其他人士,在传教与行医的过程中总结出“医务传道”方法,并将之付诸实践。
1838年,在广州的传教士、商人成立了“中国医务传道会”,作为推广“医务传道”方法的机构。在鸦片战争前后10多年中,这一机构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办了一些医院,取得了可观的效果。新教传教士的教育活动,是从开办马六甲英华书院开始的。该书院具有培训来华传教士和向中国人提供西式教育的双重目的。1836年成立于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则致力于在中国本土开展以中国儿童为对象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本文第5章在具体研究上述传教士的医务和教育活动的同时,分析了传教士从事这些世俗活动的动机,指出:传教士的目的,在于以医疗服务和免费教育为手段,打破他们的传教活动面临的社会和文化障碍,创造传教机会,推动教务的进展;同时,他们的这些活动在引进近代西方医学和教育,促进文化交流方面,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运用中文从事翻译和著述,是新教传教士的文化活动的又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传教士为了传播其宗教信仰,编撰了大量的传教书籍,并致力于《圣经》的中译。在天主教传教士进行的早期工作的基础上,马礼逊、米怜和马希曼、拉沙几乎同时分别在广州和印度的塞兰坡将《圣经》完整地译成中文。郭士立、麦都思、卫三畏和裨治文等传教士在马礼逊译本的基础上,于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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