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势利将影响社会公正

等于把招商引资的机会拱手让人。如果害怕“傍富”，无法把自己的资源宣传推介出去，就不可能营造出“重商、护商”的发展氛围，不可能吸引到有效的投资，地方经济就不可能得到好的发展，百姓的整体收入就难以提高。

新谬赏主义

　　接连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这样一个严肃问题，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超越性和自主性问题。

　　不错，目前我国仍然处在发展主义的时代，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必须明确的是，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须以政府职能的正确定位为基础。特别是要看到，经过近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基本确立，民间经济力量也有了相当发育。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等“公共物品”，其中包括为市场中不同的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方丈奖车”事件发生后，有学者指出，少林寺仅仅是干好了自身的“本职工作”，政府根本没有必要对其论功行赏。在市场经济中，赢利是企业本身，也是企业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来奖励企业或企业家，实际上是一种我们曾经分析过的“谬赏主义”。

　　政府势利的现象无疑会损害政府的超越性和公正性。在一个社会中，资源的配置应该是公正的，兼顾不同利益主体的，尤其是政府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就更是要考虑到公平的原则。政府所要提供的是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是以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主体为基础，甚至在市场已经造成较大不平等的情况下，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分配还更应该向弱势群体倾斜。以创造财富的能力来决定分享公共资源的比例，必将会对社会平等造成损害，并危害公正社会秩序的建立。而官员与商人做朋友，“重商、护商”的做法，也打破了商人利益与社会其他利益的平衡，当商人利益与社会其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政府必然会一味偏袒而维护商人利益。这样，政府就无法在各种利益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和平衡，不能公平公正地执行制度和法律。

值得注意的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名义下，给予某些群体以特殊待遇，甚至赋予某种特权，将会导致势利的制度化。而伴随着制度化，势利必将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如公正和公平社会秩序的破坏，普遍主义规则被置之度外；对某些社会群体的歧视，甚至会为官员个人行为的腐败提供制度条件等。而官员一旦“傍富”，就很容易使公共权力蜕化为私人的工具，gsgj和寻租腐败现象便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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