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先辈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财政思想。在中国古代财政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关于要不要理财，如何理财，有不同的观点和相应的派别。但凡儒家，大多从社会道德规范角度出发看待义利关系，主要的观点是讳言财利，以为理财就是头会箕敛。如孔子、孟子、董仲舒、司马光、方孝孺等。但凡法家，大多重视理财。如管仲、李悝、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叶适、邱浚、王韬等。当然也有儒门之人而主张理财者，如范仲淹、欧阳修、李觏等。这些观点各异的理财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它们对当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所谓“观古知今，古为今用”，纵观中国古代理财思想的兴替得失，对我们今天开创经济建设新局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大社会主义国家财政，可收借鉴之效。

一、理财的必要性
　　理财对于政权的稳固，国家的兴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谓“《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把理财列为治理国家的大事。宋代的苏辙曾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南宋叶适更是指出：“财者，今日之大事也，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可见理财与否，理财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安宁，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兴衰。重视理财并善于理财，就能富国裕民，国盛民兴。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以“相地衰征”、“向壤定籍”、“官山海”等理财措施而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确立了齐国的霸主地位。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开阡陌而赋税平”，“訾粟而税，上壹而民平”，从而充实了国家财政，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雄厚的财力基础。西汉的桑弘羊通过统一铸币权、实行盐铁酒专卖和“均输”、“平准”等政策，统一了国家财政，成功地解决了当时十分沉重和紧迫的财政需要，对完成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连不赞许他的司马迁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财政成绩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唐朝的刘晏在发生安史之乱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转运、盐法、税制与常平”等财政措施，恢复了由安史之乱所摧毁的唐帝国之经济繁荣。北宋的王安石一反以往儒者服官“耻言财利”的旧传统，推行了多项财政改革，极大地改善了宋朝的贫困状况，使宋朝一度出现中兴景象。可见，理财好坏直接关系一国财力的强弱。若理财不善，势必是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政权倾覆，国家灭亡。秦朝由于赋役征收过急、过重，同时支出又十分浩大，最终仅建朝十五年就被汉朝所取代。元朝因不屑于财政的筹划,以致于自建元以来,国家财政就是一塌糊涂。不用说“尽究其本末”,就是进行一些简单的策划,也是浅尝辄止,最终偌大江山在财政的崩溃中而灭亡。明朝自中期以后，统治者日趋腐朽，政以贿成，财政积贫积弱日渐加深，最终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朝后期，由于统治者理财不善，加之政治上的腐败，使中国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可见，理财关系社稷安危，百姓幸福，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理财，不可小视。
　　在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中，有一种理财观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即“讳言财利”思想。该思想认为，不用理财，理财就是头会箕敛。如：孔子曾明确地肯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表示了其以社会伦理规范制约人们获取财富活动的倾向。孟轲对梁惠王提出的“何以利吾国”的答复就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宋代的司马光提出君子“固不能言利”，并认为“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明代的方孝孺认为“以理财为先，此文、武、周公之所诛，而周官之所弃者”。其实，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种思想是不对而应加以批判的。从理论的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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