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今古文之争，是汉代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但时下许多教材或著 作，却常常对之作绝对性的判述。在称今文经学“迎合统治者政治需要，着重章句推衍 ，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附会经文的微言大义”，“与谶纬结合，内容空疏荒 诞”之后，又说古今经学如何“追求对经书的正确理解，多从切实弄懂文字训诂、名物 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质朴可靠，斥纬书妄诞”。[1]
一个是“通经致用”，一个是“通经识古”；一个是章句繁多，一个是单纯训诂；一 个是谶纬五行，一个是质朴可靠。这样俨然是两大阵营两条路线的斗争，变成一种公式 使人们习以为常，却把两汉复杂绵延的学术流变史图式化、简单化了。说古文经学不讲 “通经致用”，那么其代表人物刘歆推出《周官》(《周礼》)，使之对王莽改制起到重 要的指导作用，这又是什么?汉儒解经，分训诂与章句二途。训诂仅单纯解释字形和文 句音义，章句则剖章析句，具文饰说，汗漫无所止。钱穆先生说“章句即所谓家学也” ，昭宣以下始有。经说章句，在汉代较普遍，今文经学如公羊、谷梁二家均有章句，古 文经学亦难免俗。《汉书·刘歆传》：曰
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传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 ，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在“章句繁多”之流弊上，经今古文二家只有数量上的区别。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说：“古文经学又一特色是反对谶纬。”这主要是由于东汉桓 谭、王充等古文经学家不信图谶，容易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而实际上正如祝瑞开先 生所说：“古文经学本身并不直接反对谶纬，譬如刘歆本人就是一个大谶记家，后来的 班固、贾逵等也都善于推说谶记。”“古文经学家也宣扬天人感应神学，也多穿凿附会 。”[2](p246-247)王莽借用符命谶纬，大搞夺权活动，刘歆积极参与其间，这是不争 的事实。从理论上看，刘歆在《七略》中说：
《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 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
在这里，刘歆没有把孔子视作史学家，也没有把“六经”之一的《春秋》视作历史著 作，而是归于能推演天人之道的神圣之物。刘歆作《三统历》及其指导理论《钟律书》 ，皆本阴阳五行以立论，易历结合，易律结合，以声引义，与流行于谶纬中的思维模式 完全一致。由此金春峰先生说：“刘歆争立古文而与其他今文经学家的斗争，完全不具 有后人所概括的两派对立与学风对立的意义。”[3](p471)
为了加强这一认识，我们更应该注意《汉书·五行志》的有关记载。班固《序》说：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 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 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 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 秋》，著于篇。
班固之所以在《汉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来作《五行志》，按他自己的说法，是“《 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攸叙。世代ｓｈí@①宝，光演文武，《 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即利用古籍主要是《春秋》中记载的 灾异实例来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服务。在此书中，《春秋》三传的三位代表人物，即《公 羊传》的董仲舒、《谷梁传》的刘向和《左氏传》的刘歆被他特别加以注意，并且他们 三人对灾异的解释，也都被班固在《五行志》中平行地罗列。如《春秋》桓公十四年八 月记载“壬申，御廪灾”这一事件，《五行志上》说：
董仲舒以为先是四国共伐鲁，大破之于龙门。百姓伤者未瘳，怨咎未复，而君臣俱惰 ，内怠政事，外侮四邻，非能保守宗庙终其天年者也，故天灾御廪以戒之。刘向以为御 廪，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庙者也。时夫人有淫行，挟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 以奉宗庙……刘歆以为御廪，公所亲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弃法度亡礼之应也。
鲁国储藏祭祀用粮的仓库发生火灾，对其原因的解释尽管三位大师各有不同，但归之 于“天之戒应”却是共同的，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学风模式并无本质区别。对于董仲舒 、刘向两位今文学家我们无需多说，而对于治《左传》为主的刘歆的经学思想却有进一 步辨析的必要。下面我们将以《左传》为例，以窥测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对汉代学术流变 的实际影响。
二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是一部记述了春秋240年间盛衰兴废的优秀的编年史。 但是，关于它的身世来历，千百年来却又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成为学术史上一桩难于 解决的公案。一直到今天，关于它的书名、作者、体例和编定年代等问题，大家都还有 不同的看法。有关史书对《左传》最早的正式记载，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其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 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据此，这本书原名应为《左氏春秋》，为左氏所著的一部史书。后来刘歆要为它争立 学官，博士们反讥“《左氏》不传《春秋》”。于是到了东汉班固所作《汉书》，它开 始用《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而相沿。另外，《左传》是否著成于春秋末期的左 丘明，唐朝人赵匡以下也多有驳论，不过此问题过于复杂，于此可不深究。尽管先秦诸 子如孔、孟、荀、庄、韩等都没有直接提到过《左氏春秋》，而刘向《别录》却给了它 一个十分明晰的传承系统：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 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注：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 刘向《别录》。)
其间8人单传，约250余年，已到了秦汉之际的张苍。有了文本却隐晦不显，这与《公 羊》、《谷梁》二传的流传方式截然不同。据说，二传都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弟子公羊高 、谷梁赤以口授的方式将《春秋》的微言大义传给后学，经过历代记录传播，到西汉初 期最后著录成书，用的是汉代流行隶书，故属于今文学。而《左氏》文本由先秦而来， 用的自然是古文(指东方各国文字)，被后人称为古文学。
张苍“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4](《张丞相列传》)，于古籍广见博 闻，自在情理之中。从《史记》本传看，不见他对《左氏》有发覆之功；从其行事看， 他却是一个笃信“五德终始论”并颇有建树的人。如《史记·张丞相列传》云：
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 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 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又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如张苍确为汉代古文左氏学第一人，他的思想基调与治今文公羊的董仲舒是一系而二 家。
《左传》在西汉的流传，《史记》不言，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书·儒林传》：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 。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 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 禹)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 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 》者本之贾护、刘歆。
以上《左氏》一书在西汉的传承又有200年左右，涉及10余人，为何就无人将它转写成 汉代通行的隶书?惟一的解释是这些人只把古文的《左氏》限于书斋之内，没有使它向 社会公开流播。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古文经书有“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 ，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 左氏传》”。自从秦始皇“书同文”，按规定藏于官府的典籍都应当经过转写隶定，张 苍所献古文《左氏》是否在入皇宫后经过这道程序呢?北魏文字学家江式说过：“北平 侯张仓(苍)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相类，即前代之古文矣。”[5](《江式传》 )看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本古文《左氏》以原貌被保存于中秘府“伏而未发”，一直到 汉成帝后才被刘歆发现。而民间玩赏《左氏》者，或耆儒如贯公，或博学如贾谊、尹更 始，或专精古文字如张敞，都没有想到把这本以“叙事”见长的春秋史书拿来解经应用 于现实政治，所以使它以古文原貌保存在社会中。
一说《左氏春秋》出于孔府壁中。王充《论衡·案书篇》：
《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 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
但《汉书·景十三王传》曾提到鲁恭王刘余坏孔子旧宅，“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却未记具体有哪些经传。还提到河间献王刘德“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 秋》博士”。此二王皆景武间人，而同时稍晚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宗世家》中对这两 件都不算小的事却只字未提，不免令人起惑。王充之说很可能是出于对以下文字的误解 。刘歆《让太常博士书》说：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 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 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
这里明明说孔壁所得只有《逸礼》和《书》，而《左氏》是藏于秘府的另外一事，二 者只是因为同是古文而被相提并论。所以，由于《左氏春秋》长期潜藏，不为众人所知 ，一旦被刘歆揭示宣扬，才引起那么大的社会震动。
三
刘向、刘歆父子虽属宗室，却出自博学世家，于学术均“通达能属文辞”，又热心于 时政。汉成帝河平年间，父子受诏“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术数、方技 无所不究”。就在刘歆整理皇宫藏书的过程中，他才发现世间竟还有古文《春秋左氏传 》这本书。《汉书·刘歆传》记载：
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 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
刘歆发现了《左氏》，又对之进行研究整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 义理备焉”。这时属于今文的《春秋传》共有公羊、谷梁、邹、夹四家，能被立于学官 的是公羊、谷梁。刘歆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 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所以《左氏》的价值远在二传之上。为此他还向作 为谷梁大师的父亲刘向问难，对有些问题刘向也不能很圆满地予以回答。于是在汉哀帝 时，刘歆提出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典立于学 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刘歆移书太常博士，对当 时的学风展开批评说：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 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 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 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 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对刘歆立古文经典于学官的请求，那些今文博士们以轻蔑的态度不予置理，确实有“ 怀妒嫉”，“党同门”的功名利禄之争的成分，官学与利禄之途相连，任何既得利益者 都不愿被人分一杯羹甚至取而代之。但仅此不足以说明这场斗争的全部背景。正如金春 峰先生所指出的：“正统经学在哀平以后，日益陈腐、烦琐、僵化，引起了有创造革新 精神的经学学者的严重不满……刘歆指出这一时期经学的三种大弊病：(1)烦琐；(2)信 口说而背传记，死守师说，陈陈相因；(3)脱离实际，只知死啃书本，不懂国家大事。 ”[3](p46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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