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日本杂事诗》及《日本国志》两书奠定了黄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第三本名著《人境庐诗草》又怎样呢？
戊戌政变后，黄遵宪由沪归乡，建书斋名“人境庐”，三字为日本书法大家成濑温（号大域，1827-1902）所写。此后，黄即以此书斋为读书治学之所。《人境庐诗草》之题名乃出于此。
1891年夏，黄在伦敦任驻英参赞期间所作的自序中说：“余年十五六，即学为诗”，“每以余事及之，虽一行作吏，未遽废也”。（注：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香港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页。）但所集之诗，屡经增改，至1902年始定稿，终未刊印。1905年3月黄遵宪殁后，黄的侄儿伯叔将《人境庐诗草》稿本并印费交给黄的知交粱启超代为付印。梁于1911年付印于日本，凡11卷，分装4册，共收诗641首，为黄的最后手定本。（注：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497页。）刊本每卷末均书“弟遵庚初校、梁启超覆校”字句。（注：周作人：《人境庐诗草》，《逸经》第25期，1937年3月，第7-13页。）梁将原稿本的“自序”抽去，易以己撰的《嘉应黄先生墓志铭》说：“先生之诗，阳开阴阖，千变万化，不可端倪，于古人诗中，独具境界。”（注：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第12页。）梁还在《诗话》里说：“要之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协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第16册，台湾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0页。）
《人境庐诗草》初刊于日本，至1930年，尤炳圻、高崇信合编校点本始由北平文化学社刊出，并附录胡适论黄遵宪诗的文章，丰子恺插画，引人注目。编者尤炳圻将该书赠给当时在北平留学的日本青年文学家竹内好(1910-1977)一册，这使竹内和他的挚友增田涉(1903-1977)等对黄遵宪的诗有了新的认识与爱好。（注：〔日〕增田涉：《中国文学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67年版，第262-263页。）
二、周作人的两篇文章及其影响
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1885-1967)于1936年4月在半月刊杂志《逸经》第3期揭载《日本杂事诗》一文，又于次年3月在同杂志第25期揭载《人境庐诗草》一文。这两篇文章对黄遵宪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看法，同时对日本的读者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周在《日本杂事诗》一文中说，他在北平的厂甸购得了天南ｄùｎ＠①叟活字版本及梧州刻本《日本杂事诗》，感到分外欣喜。杂事诗的原本上卷有诗73首，下卷有81首，共154首。两书对照可知，定本上卷的诗，删2增8，下卷的诗，删7增47，变动很大。他读了这些诗后，对黄遵宪的思想与见识深为佩服！他还说，定稿编成至今已46年了，记日本杂事的，除黄君以外尚无第二人。
周在《人境庐诗草》一文中说，诗草也是在厂甸买到的，似为抄本，上有黄君手笔。这个抄本的4卷与刻本的1至6卷相当。反过来说，“那六卷诗显然是根据这四卷本增减而成，所以这即是六卷的初稿。总计六卷中有诗三百五首（有错当查），半系旧有，半系新增，其四卷本有而被删者有九十四首，皆黄君集外诗也。”周认为：旧诗是没有新的生命力的，但黄君的诗却不然。人境庐诗是“以人为重”，在诗里可以窥见黄君的“人与时代”，而且，黄君的诗不太注重诗句的用典或炼字，不受正宗的作诗法的限制，有他独自创作的特点。因此，周说：“中国应做的文化研究事业实在太多”，“关于黄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
周作人的这篇文章是在1937年2月4日写的。与此同时，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汉文教授铃木虎雄在《支那学》第9卷第1号（1937年7月，京都弘文堂书房发行）上揭载了《读〈人境庐诗草〉后》一文。铃木说他在12岁时，由石川鸿斋编写的《日本文章规范》里得知黄遵宪的诗文。以后，对黄的诗文颇感兴趣。1913年的夏季课外讲演，以《光绪年间诗界之一倾向》为题，把黄的作品中“爱国”、“尚武”、“黄色人种统一”的思想，以及接触新思想、新事物的表现等，都做了仔细的介绍。铃木认为黄遵宪在政治上倡导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在外交上保琉球，卫朝鲜，并反对李鸿章等的联俄政策；在学问上以经世致用之学为目的；在教育（www.21blue.com）上要求废除科举，普及教育（www.21blue.com）。这些在黄的诗文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铃木列出诗草中《不忍池晚游诗》的诗句：
羯鼓咚咚舞折腰 银ｇāｎｇ＠②衔璧酒波摇
垆香袅处瓶花侧 不挂当时黑鞘刀
这把当时明治政府禁止武士们佩带刀剑的事说得明明白白。又：
薄薄樱茶一吸余 点心清露挹芙蕖
青衣擎出酒波绿 径尺玻璃纸片鱼
把日本人喝樱花茶、吃生鱼片的生活习惯描述得真真切切。因此，铃木说，诗草的诗句是有“个性”的，不摹仿古人，坚守着“我手写我口”的精神，把自己所见到和感受到的事物，真实地写出来。他又说，黄在消化旧文学中，添加上新的思想和新的诗的意境，自由自在地创造出有个性的诗，这就是他的特长。
周作人在《逸经》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当时的铃木是不是已经看过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时东京的东方文化学院研究员丰田穰读到周的两篇文章后，便写了一篇短评《关于〈人境庐诗草〉》，登在《中国文学月报》第29号（1937年8月1日）上。可以说这篇文章揭载的时间比铃木的文章仅仅晚了1个月。在时间上看来，几无什么大差。
丰田对《人境庐诗草》的看法，可以说与铃木等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丰田认为黄遵宪滞日期间，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所交往的诗友重野安绎、日下部东作、岩谷修等都是当时日本的汉诗大家，他们的诗并没有对黄遵宪的诗产生任何影响。如果黄之东渡晚10年，与日本的新诗运动家中西梅花、森鸥外、北村透谷、土井晚翠等交往，黄的诗或别有一番更新的气象。总之，丰田认为，光绪年间的两大诗人黄遵宪和苏曼殊，与日本的关系至为密切。
三、由诗碑到黄遵宪笔谈遗稿的发现
黄遵宪笔谈遗稿的发现，使我们对黄遵宪的研究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诗碑是1879年黄遵宪的日本诗友源桂阁（源辉声，或大河内辉声）在“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旁所建的，以志文人们的风流雅事。
关于源桂阁的介绍，最初见于王韬的《扶桑游记》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二十四日记：“沈梅史、陈访仲、漆园偕日人源桂阁来。桂阁名辉声，即昔时执政源氏之后人，大河内华族也。家在墨川，屋宇幽敞，楼临江水，可以远眺。笔谈既竟，招余至新桥滨家小饮，特召三艺伎侑觞：小兼、小金、角松也。”又，六月朔日记：“午后，应大河内源桂阁之招，往观烟火。高楼数椽，俱临河滨，凭拦一望，墨河如带，而环河数百家，无不历历在目。”“主人作诗索和，援笔成二绝句云：‘甘在花丛过一生，狂来无计破愁城；青衫痛哭无干日，要向源侯借酒兵。’唱和是：‘扪虱雄谈误此生，制情好似筑坚城；花天本是波澜幻，恃有胸中十万兵。’”
王韬访日本时，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已脱稿。当时，黄遵宪想仿效唐代文人刘蜕的文冢的故事，把自己的杂事诗底稿埋葬起来，大河内辉声对此大为赞成，于是便将诗稿埋在他家的庭院里，并立石碑以志记念。石碑正面刻“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九字，落款“黄公度应桂阁属”。石碑背面的刻文是大河内辉声于1879年9月撰写的。今根据诗碑将全文照录于下：
葬诗冢碑阴志
是为公度葬诗冢也。公度姓黄氏，名遵宪，清国粤东嘉应举人，明治丁丑随使东京，署参选官。性隽敏旷达，有志略，能文章，退食之暇，披览我载籍，咨询我故老，采风问俗，搜求逸事，著《日本杂事诗》百余首。一日过访，携稿出示，余披诵之，每七绝一首，括记一事，后系以注，考记详赅，上自国俗遗风，下至民情琐事，无不编入咏歌。盖较《江户繁昌志》、《扶桑见闻记》，尤加详焉，而出自异邦人之载笔，不更有难哉！余爱之甚，乞藏其稿于家，公度曰否，愿得一片清净壤，埋藏是卷，殆将效刘蜕之文冢，怀素之笔冢也乎？余曰：此绝代风雅事，请即以我园中隙地瘗之，遂索公度书碑字，命工刊石。工竣之日，余设杯酒，邀公度并其友沈刺史、杨户部、王明经昆季，同来赴饮。酒半酣，公度盛稿于囊，纳诸穴中，掩以土，浇酒而祝曰：一卷诗兮一ｐóｕ＠③土，诗与土兮共千古，乞神物兮护持之，葬诗魂兮墨江浒。余和之曰：咏琐事兮着意新，记旧闻兮事事真，诗有灵兮土亦香，吾愿与丽句兮永为邻。沈刺史等皆有和作，碑隘不及刊。明治己卯九月，桂阁氏撰并书。
广群＠④刻。
大河内的私邸所在，在东京浅草区今户町14番地（后增筑扩建到13番地），是庭园宽广的高级宅邸，大门旁竖有石碑，上刻“桂林庄”三字。宅邸面临墨川（墨江），即今之隅田川（当时称墨田川或角田河，因“墨”、“角”、“隅”三字的日语读音都是sumi的缘故。今浅草划归台东区，它的东面是墨田区）。因风景美丽，大河内宅邸的一部现在划为隅田公园。现在诗碑已移至今ｑí＠⑤玉县新座市附近的平林寺。当时知此事者甚少。
1940年时，实藤惠秀已对黄遵宪研究产生兴趣，并闻知平林寺有黄的诗碑，便与今关天彭(1882-1970)教授同去平林寺探访。今关是石川鸿斋的门人，擅于汉诗文，对黄遵宪的才学知之甚详。他俩至平林寺后，发现诗碑立于寺庙本堂的正面，保存得很好。实藤将碑文抄下，译为日文，今关作了一首七言绝句云：“笑葬诗魂东海滨，未容佳话散成尘，夕阳闲扫苍苔读，谁料风流亦夙因。”这次探访诗碑的记事，实藤以《平林寺与黄遵宪的诗碑》为题，揭载于《中国文学》第65号（1940年9月1日），并将诗碑的原文、译文，以及今关的绝句都公布了出来。
诗碑为什么由东京的浅草搬移到平林寺呢？据大河内辉声之子辉耕（子爵，贵族院议员）说，明治40年左右，由浅草搬家到新宿的新居时，乃将诗碑移至平林寺。这是因为该寺有大河内家历代祖先的坟墓，就连他的亡父辉声的遗骨（大河内辉声于1882年8月去世，年35岁）也葬于此寺。为了保存有纪念意义的石碑，故将它移至此寺保管。
1943年7月，丰田穰、实藤惠秀二人合译的定本《日本杂事诗》刊出后，实藤赠送了一本给大河内辉耕，请他指正。辉耕得此书后大为欣喜，遂忆起亡父的事，说：“我的父亲很喜欢同中国人笔谈。这些笔谈记录都保存在平林寺，愿意不愿意去看一看？”实藤立即回答：“那太好啦！务必拜托。”辉耕说：“让我首先告诉寺庙的住持，请他准备一下，你随时都可以去看。”（注：〔日〕实藤惠秀编译：《大河内文书》，东京，平凡社1964年版，第232页。）这么一来，就打开了发现黄遵宪与大河内辉声等日本名士们笔谈遗稿的门路。
11月14日，实藤与丰田同往平林寺，住持白水敬山禅师亲自向导，将保存在仓库里的遗稿都拿了出来，分量之多，远出丰田、实藤二人意料之外，使得他俩大吃一惊！
笔谈纸片上满写着一问一答的记录。这些纸片都按年月裱装成册，在每册的封面标出某年某月的笔话，并注上号码。由此可知大河内辉声对笔话记录是多么珍爱！但是他去世后，这些装订好的笔话藏在平林寺的仓库里数十年，似乎无人翻阅，因此，有的被蛀蚀，有的封面脱落，有的去向不明。经过检索整理，计有：
罗源帖（1875-1876年），原有18本，现存16本。
丁丑笔话（1877年），原有7本，现存1本。
戊寅笔话（1878年），原有26本，现存25本。
己卯笔话（1879年），原有16本，现存2本。
庚辰笔话（1880年），全10本。
ｑī＠⑥园笔话（1881-1882年），全17本。
韩人笔话，全1本。
书画笔话，全1本。
总共有94本。现存者71本，缺23本。其数相当可观。（注：实藤惠秀编译：《大河内文书》，第234-235页。另外参阅实藤惠秀《清代中日文人笔话手稿的发现和整理》及《黄遵宪与源桂阁初次笔谈》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揭载于《南洋学报》第17卷第1期，1961年1月。）
当时，实藤从平林寺借出7本携回抄写。1944年秋抄完后，再借出6本继续抄写。1944年秋，美机轰炸东京日甚一日，但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中美英苏正式投降时为止，实藤抄写笔话遗稿的工作从未间断过。他的为学精神，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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