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非法倾销蒙古地区。这种砖茶是以红茶末为原料，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压制的。比中国山西商人运往蒙古地区销售的、用绿茶和茶梗制作的质量要好。由于俄商是偷运，逃避了纳税，降低了成本，挤占了华商在蒙古地区的市场份额，所以形成了市场垄断。这种行为直接违反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相应条款，损害了中国的利权，造成了华商的歇业，并使一大批民众生活陷于困境。清中央政府在处理俄商偷运砖茶问题时，不能吸纳天津海关地方官员的正确意见，措置失当，致使蒙古地区商业利权损失殆尽，历史教训深刻。
一、清政府以条约限制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
中俄商务惟恰克图互市最早，伊、塔两城则定自咸丰纪元，余以陆路最称烦琐。陆路者指恰克图至天津一路而言。同治元年(1862)中俄双方签署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共计二十一款。清政府限制俄商到蒙古地区贸易的政策系统体现在该章程中。整个章程还暗含着清政府寓“收”于“放”之中的对俄外交原则。因此，该章程第十款规定：“俄商在它口贩买土货运津回国，除在它口按照各国总例缴纳税饷外，其赴天津应纳一复进口税，即正税之半……方准起运恰克图不再重征，并饬令遵照第三款之路而行，沿途不准售卖……”总理衙门的成立，将对俄关系的处理提升至国与国的高度，这是从中国方面来说的。因为过去两国之间的文书往来，虽然也以国君相称，但中国方面是以理藩院来处理对俄关系的。从清政府方面来看，把对俄交涉当作了处理与藩属的关系。同治元年总理衙门签署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是该衙门刚成立就签署的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因此，要用一种非常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文件。在清政府看来，对俄陆路贸易系专指天津至恰克图一线。因此，对天津、通州、张家口三处俄商经过的重要地点征税非常重视，特别是俄商购中国土货进天津转恰克图回国，要在天津缴复进口半税，表现了其对俄政策中“收”的重要一面。由此连带规定了中俄陆路通商贸易的行走路线，严格限制俄商在该行走路线两侧地区沿途售卖中国土货，特别限制在蒙古地区售卖。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华商的利益，而且关系到满蒙关系和蒙古地区的安定问题。应俄方的要求，该章程允许俄商进境后，可以到蒙古地区去出售俄国商品，但必须是小本生意。简言之，中国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即俄商从中国购买的土货，如茶叶，不准转售于蒙古地区，须经恰克图直接运回俄罗斯。章程规定，当俄商购买的中国土货启运时，需向天津海关领取执照，按税则完纳税款，将货物粘贴印封，以便经过各关查验。天津海关道所发执照已经填明该商纳税情况、货物驼只数目、或车载，或马驮，以免假冒。俄商从天津运土货回国，须经过通州、东坝、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一线出境，回俄罗斯，不准由别处绕越[1]（《总署为俄商携货由津至恰克图行走路线及有关规定致俄使照会》，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俄商回国经过买卖城时，应将天津海关道所发执照呈验，无误方被放行。然后由清政府驻买卖城官员将回收的执照汇总，交总税务司。天津海关道所发执照相应的票根，同样上交总税务司，由总税务司比对查验，以便了解俄商所贩土货是否全部运回了俄罗斯。俄方根据自己的利益，签署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也为进一步修改章程打下了伏笔。
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俄驻华公使提出议改陆路通商章程各节。其要点为：免征天津复进口半税；在蒙古地区贸易取消“小本营生”的限制；辟张家口为自由贸易口岸；其意全在蒙古市场。对此，总理衙门的答复是：“查小本营生一节，旧章专指在蒙古地方贸易，并非准到张家口售销，原因体恤小本俄商，俾其就近贸易，得获利益。今既欲作大宗，又欲将蒙古地方未经售销货物，赴张家口贸易，则非边界小本营生可比，其行走道路及纳税章程，均应逐层定议，未便先将此层删去，致令窒碍愈多。至天津复进口半税一层，本王大臣前已言明相让，以恤商情。虽于税课有亏，亦不肯再有他议。可照贵大臣所拟，先免此复进口税，其余仍暂照旧章办理。至彼此所商，如删去小本营生及张家口不拘成数，并恰克图纳税领照等情，统行展缓二年，于限内会同详细妥商，庶时日从容，章程可期妥善。”[1]（《总署为俄使议改张家口销售及删去小本营生事致俄使照会》，同治五年正月十一日）同治五年(1866)三月初一日，清政府单方面实行免征俄商天津复进口税，拒绝了俄使的其他要求。清政府的意图很明显，即尽量缩小俄国在蒙古经贸活动的范围，限制其在蒙古地区的影响力。其实，复进口税的减免，反而增强了俄商对蒙古地区的渗透力。
中国单方面免征俄商天津复进口税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相当不满，称之为“实属无厌之请，各国必一律援照，则天下各口复进口半税化为乌有，关系非轻”[1]（《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请坚持俄商回国者免征复进口税商不回国者照征事致总署函》，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在与总理衙门函商后，崇厚随即照会俄驻津领事重申：“查总理衙门与贵国钦差所议免缴之半税，系专指由他口运津、由津回国之货而言。若非回国之货，或在津售卖，或在别口售卖，均应照旧例办理，不能免税。”[1]（《三口通商大臣给俄国玛领事照会、给天津贝税司札文》，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不难发现，崇厚的表述使中国方面的立场有了微妙的变化，即俄商从中国境内贩土货至津，由津启运经恰克图回俄国，免缴天津复进口税，条件是不准沿途销售。若在沿途销售，则照征天津复进口税。以崇厚为代表的天津海关官员的立场是俄商到蒙古地区销售中国土货，销售即征税。崇厚的主张在津海关一直有重要影响。他的主张表面上是针对纳税问题的，实际上涉及到开放蒙古市场和恢复华商活力的问题，但总理衙门并没有对这个敏感的问题正式表态。同治八年(1869)三月，中俄双方又议改陆路通商章程，章程满足了俄方所有的要求。其中包括，删去了“小本营生”四字，将第二款改为：“俄商准许前往中国所属设官之蒙古各处及该官所属之各盟贸易亦不纳税。”第四款改为，允许俄商由恰克图运俄国货物路经张家口时，听任酌留若干在张家口销售。第十款删去了原款内所有“其赴天津应纳一复进口税即正税之半”之字样，但重申：“该领事官发给（俄商）两国文字执照。天津关盖印，注明商人姓名、货色、包件若干，方准启运赴恰克图不再重征，并饬令遵照第三款之路而行，沿途不得销卖。如违即按第七款办理。所有经过通州、东坝、张家口查验之例，按照第三款章程办理。其照自起程日为始，限六个月到恰克图缴销，如遇耽延应于限期前报明领事及地方官等……”此时，清政府再次强调，坚持俄商运中国土货离津，决不允许沿途销售，也不存在沿途销售加征税款的问题。天津地方官员的灵活主张已经被否定。事实上，没过多久俄商便违背了双方政府间的正式协定，非法向蒙古地区偷贩砖茶。
二、总理衙门对俄商违法行为的核查
同光嬗递之际，俄商大规模向蒙古偷运砖茶，以扩大在蒙古地区的贸易规模，从而引起英国的强烈不满。光绪初年，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先于各关新闻纸内痛诋俄商近年藉运茶赴恰为名，多在蒙古私售渔利。于是，各国洋商啧有烦言。遂传播于俄使凯阳德之耳。凯使面斥赫德不应准德璀琳造言诋诬。德税司确知此弊非同影响，力请赫德赴钧署清查历年未销执照”[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这样，俄商偷运的事实开始败露。在俄使凯阳德的授意下，某俄商在报纸上撰文对德璀琳进行批驳，试图掩盖。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总税务司赫德函禀总理衙门称：“现在俄国商人由汉口、福州两处运砖茶至天津，按陆路章程由天津运赴恰克图应于启程时，由天津立保单前往。而其砖茶是否按单全数到彼之处，总税务司则无由核对察知。”[1]（《总署收总税务司赫德信一封》，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因此，赫德请求总理衙门：“查此项保单向系恰克图之买卖城中国官员缴呈于贵衙门存核。兹特祈贵衙门将此项保单内，自光绪元年起并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所存缴回之保单，按年逐为察明示悉以便查照一切。”[1]（《总署收总税务司赫德信一封》，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这封信说明，总税务司已认定俄商有违反陆路通商章程的行为。随后，总理衙门便将有关档案调送总税务司。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总税务司赫德将查核结果报告了总理衙门：“查光绪元、二、三年津海关所发之三联执照自津字九千二百一号起至津字一万二千八百三十八号止，除照章缴销外，尚有二百五十余件犹未缴销；其光绪四、五两年自津字一万二千八百三十九号起至津字一万六千九百十一号止，除照章缴销外，尚有一千一百余件之多犹未缴销。”“应请贵衙门咨北洋大臣转饬详核设法批复一切。”[1]（《总署收总税务司赫德信一件》，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根据赫德的以上统计，在光绪朝初期五年内，俄商违章未缴销的执照计有一千三百五十余件之多。平均每年有二、三百份执照不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因为“每张（执照）所运茶箱自数十箱至数百箱不等，是其茶之销售蒙古者为数甚钜”[1]（《总署收津关道周馥抄送郑星使信一件》，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如果我们把每张执照所运茶箱的数字取其中，以这个平均字数来推算，那么每年都有约数万箱砖茶偷运进蒙古市场，而且愈来愈多。称之为数甚钜，似不为过。这种现象是对《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严重违反，证明德璀琳所讲全是事实。俄商正在偷运砖茶非法占领蒙古市场。
总理衙门将赫德的报告批转给北洋大臣李鸿章，要求转饬津海关道设法防范。事情从一开始，总理衙门便把它看作是地方性问题。李鸿章接到批文后，也认为“近年未销执照为数过多，其中显有情弊。”[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指示津海关道郑藻如，协同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认真核查。核查后，确认偷运事实成立，该二人提出防弊之法。大要有二：其一曰示以限制俾免任意宕延。“拟请订明中途遇故耽延只准展限三个月，再迟议罚。庶执照不至等于具文，并请酌派津关洋人二员专驻恰克图严查过恰砖茶与执照、件数、斤重相符即予放行。将执照收回交恰克图部员汇缴总理衙门比对核销。倘货照不符及有拆动形迹抽换情弊，立行指出照章办理。每月发过照根由津海关道抄录执照号暨茶叶箱数、斤重送交驻恰洋员备查。有逾限者即由该洋员开单知照津海关道以便会同领事议罚。”[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其二曰补订税章。“查俄商运货赴恰沿途不得销卖不独砖茶为然，而砖茶为大宗弊窦亦最甚，缘砖茶之销行于蒙古较别货尤旺也。兹拟明定税章除砖茶经津回国迳运恰克图者仍照向章办理外，如欲运赴蒙古发售，准该商先在津关报明，每砖茶一百斤除汉口完过正税六钱、另在津关交子税银三钱、运蒙税银七钱，于执照内注明运蒙字样及收税实数，沿途厘税概不重征。其照根亦按月呈送总理衙门收存，并请酌派津关洋人一员专驻张家口，严查运蒙砖茶与执照，件数、斤重相符即予放行。”[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天津海关道与津关税务司所提建议就是要开放蒙古市场，不仅对砖茶，也对所有商品。这与同治五年崇厚的主张实质是完全一致的。为此，他们还有更细致的、更周密的建议：“将执照收回交张家口监督汇缴总理衙门比对核销，仍一面由关道照抄执照号数、茶叶箱数、斤重知照驻口洋员办理。如茶照填明运恰私赴蒙古销售，无论在张、在恰查出，立将全货入官。庶私贩之弊清，而年中运蒙茶税可冀多收数万金，于饷需不无少裨。其缴照定限及路上耽延展限，亦照运恰一律办理俾示限制。”无论赴恰、赴蒙者有执照逾期不交的，则将其续请货照扣留不发[10]。津海关道与津海关税务司想用定税章以杜砖茶私售蒙古，同时又增加了财政收入。解决蒙古市场问题，连带涉及厚恤华商的问题。由于清政府允准俄商到天津，以至于到福州、汉口等地直接采办茶叶；也由于在税则方面，俄使一争而再争，致使俄商在市场上的优势大增，华商的经营市场不断缩小。“中国茶叶向系华商运赴口外销售。自俄商运茶沿途厘税免征而华商税厘如故，于是，俄商日盛，华商日穷，歇业之家十居六、七。其实沿途税厘收发有限，而内地生计几为外人全夺矣！”[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天津海关道的报告，反映了中国茶叶商人及相关阶层民众生活陷入困难的真实境况。中国政府的一部分官员想借助于税收，来剥夺俄商优势，以解华商之困。当时有些官员已经就这样做了。如左宗棠，正在陕甘总督任上，曾与湖南省议妥：凡领甘肃省茶票的华商，运茶过境，只征厘金二成，其余八成由甘肃抚衙设法补贴，他的办法是厚恤华商。经费在湖南应解甘肃协饷内划抵[2](p.483)。津海关道进而提出，将华商运茶的税收与俄商运茶的税收拉平：“拟请明定章程，嗣后华商贩运砖茶由津赴恰售与俄人者，除在汉口完纳正税之外，到津后所有内地子税及沿途关税、厘金概不重征；若运蒙古发售，于到津后再交子税三钱、运蒙税银七钱，沿途厘税概不重征。如遇关卡查验不许留难，如雇定船只、驼只，地方官亦勿再行封贴，务使事事与相待俄商无异。”[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关于厚恤华商的建议，李鸿章是完全同意的：“本大臣与南洋大臣复奏、王祭酒条陈内亦同此意，经总理衙门复准有案。此为收回中国利权、渐复华民生计之一端，一应照办。”[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就茶照未缴事与俄韦领事往来函稿》，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于郑藻如所提堵塞俄商砖茶回撒蒙古地区的两条办法，即察验货照和补定赴蒙古税章两项，李鸿章也认为是“切属切要可行。”[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不难看出，郑藻如等是按照李鸿章的意思写的，而后，李鸿章再来个顺水推舟，便把这层意思表达给上面。李鸿章之所以用这种方法去写，是早就知道总理衙门的立场。总理衙门并不同意制定一个俄商赴蒙古贸易的税章，也不想重开谈判。想把与俄方的交涉也尽量限制在地方问题的范围内。总理衙门不想将事情扩大。按照李鸿章的指示，津海关道郑藻如和俄国驻津领事展开了交涉，但俄方只是一味地推诿，借口“或验货而未收照尾、或已收而漏未登记，事过多日无从考察”[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采取了一种敷衍了事的态度，意在保护俄商的既得利益。津海关官员视此为俄领事的托词，认为：“该俄商果将照尾缴呈，断无不收之理，即该商有意匿照不缴，货既验明亦难容其隐匿。至谓漏未登记则更不然。驻恰部员收得照尾若干张，自必一一按号登记决不至有遗漏。”[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双方的交涉算是进入了一种胶着状态。以中国官场的风气历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郑藻如、德璀琳等如此穷追不舍实属难得。德璀琳代表英美利益，与俄罗斯抗衡自不待说，又自恃为洋人，不怕清朝官员，所以敢说；那么，德璀琳有没有为中国办事的另外一面呢？李鸿章、郑藻如等是借德璀琳之口说出自己不好说的话，从而代表英美利益吗？李鸿章等是不是也有收回利权的动机、厚恤华商的初衷？这些问题不得不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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