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美的探求——台港及海外华人美学一瞥

术功用重要的一方面就在于创境（Created world）。对于一个作家的“生存世界”的考察，是传记作家的工作，而批评家所关心的是作品的创境。

关于文艺的创境，这也不是一个新概念，中国的王国维曾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14)刘若愚认为、这不是“理想”与“写实”之分、实为大诗人与次要诗人之分，因为文学必须创境。而西方的亚伯拉姆斯（A.H.Ablams）提出的诗中别有天地（The poem as hetercosm）在西方已成为批评的常识了，这实际也是文学中的境界问题。英格尔顿也曾指出：在每一件文学作品中，有一种“多少确定了的背景，它与表现出的对象，构成一个存在界（Ontic sphere）”，这个“存在界”也即“境界”。英格尔顿进一步指出“表现出的对象”所具有的现实特性，不该“与真正存在的真实对象的存在特性视为同一。”(14)杜夫海纳更进一步说：“作者全力以赴的不是描写或模仿某一预先存在的世界，而是唤起他们再创造的世界。”(16)并且他在说明这个审美对象的世界时，显出与中国古代批评理论的某些相似。如他论及“境界气氛”（Atmosphere de mond ），认为是“文字所不能翻译但在唤起感觉中，将本身传达出来的某种特质。”(17)这如同中国古代批评的“气象”，实为境界的表征。严羽曾提到“气象混沌，难以句摘”，还有什么“水中之月，境中之象”、“言有尽意无穷”、“似与不似”等等，都是说明这种“气象”的特征的。

因此，艺术创作过程实际为艺术家创造一个想象境界的过程。而当作家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境界的创造时，他即感到了一种创造冲动的满足，这也就是艺术功用的第二方面。这种创造冲动是不同于任何有目的的动机，如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或金钱的——这些动机，作家也可能具有，但不能说明他对艺术媒介的选择。作家何以要创作？刘若愚认为，作家或艺术家并非为了自我表现而创作，创作冲动只是一种朦胧的直觉，一种幽微的激动。人类想创造一些什么，并在创造中得到满足，这是极其自然的事。这样，在他看来，艺术家创造完全是无目的的，无意识的，非自觉的活动；因而，他认为一个小孩画画的创造冲动的满足同达·芬奇画《蒙娜丽莎》的满足程度是一样的。但艺术品的艺术价值还在于它是否能使别人也感到同样满足，这也是艺术动用的重要一面。艺术还必须满足读者的创造冲动，因为艺术品最后完成即在读者，艺术品本身只是

一可能的存在，还有待于读者加以实现，或如英格尔顿所说的具体化（Concrtization）。故刘若愚说：“一首诗不是该是诗，而是该变成一首诗”（A poen should not be， but becom）。这里“变成”（become）的过程，就是读者从作品字句结构中再创造境界的过程，也是追随作者创造的境界的一个近似的再演。这里只能是近似，因为读者的经验不可能真正与作者的经验完全一致。因此，读者所创造的境界，不应被误认为是作者的“生存世界”和作者创造的境界，这是由于语言能力、知觉力、想象力、个性气质等的的多种因素的差异所决定的。一般他说来，读者的“生存世界”越是与作家相交，再创造的境界也越类似原来的创境。同时读者在完成这个创境时，也即在阅读过程感到这是一篇成功的作品，体会到这些正是适当的字句。正是适当的程序，就会给读者带来一种满足。这种满足不能看作是“快感”，因为即使给人以恐怖或惊悸，只要合乎作品中的程序，同样也能得到满足。在考察了文学的艺术功用之后，刘若愚最后这样说：“以所提议的文学理论的大要暗示着：一件文艺作品是指涉的，也是自我指涉的，是离心的，也是向心的，是命意者（Signifiant），也是彼命意的（Signifie)。换句话说，一件文艺作品的字句结构，即超越它本身，同时也将注意力引向它本身。在超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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