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案例显示，上级内定人选之外的“黑马”上任后，多能主动示好于基层政府，卖力甚殷，这不妨理解为传统合法性诉求的一种模仿或沿袭，但是，这种惯性难以持久，因为他们将很快发现自身的合法性来源本已足够充分。所以，在所谓村民“民主”自治的旗帜下，乡村精英如果挟“民意”自重，消极抵制乃至积极对抗行政当局，应该不致令人大感意外。对此，不能脱离现实的利益格局，寄希望于个别人的甚么政治觉悟。当然，基层政府不会容忍村委会潜在的“独立主义”倾向，而村民对于唯上是从的村委会的不满也日益滋长。这种角色冲突、“两头受气”的局面，更可能使得乡村精英自甘游离于村治之外，以至于，沉渣泛起，流氓当道。从长期的演变来看，都将严重动摇现政权的根基，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村委会单纯充当政府与农民的中介，必然遭遇到上述困扰。虽然自治组织代行部分行政职能，在历史上和国际间都是有例可循的，但是往往隐含着一定的交换条件。现在的情况是，政府之于村委会，欠缺一种类似于谈判协商从而达成合作的机制；同样地，村委会之于农民，也更多是一个索取的机制，少有回报。村治冲突之求解，首当矫正上述不对称的制度安排。下文还将深入讨论。
1．3 村委会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
通常所谓的村集体云云，这个概念是不清楚的。严格说来，哪怕按照现行的法律条文，村是村、集体是集体，两者不是一回事，虽然表面上常有重合。如1999年3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载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还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里至少说明了“村民委员会”与“集体经济组织”，两者不是一回事，否则何来“尊重”、“维护”、“保障”之说呢。
但是，自从人民公社解体以来，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设置及其地位，有关规定较为含糊，莫衷一是。1982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认为，生产队和生产大队是“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有必要保留。中共中央又在《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主张政社分开后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应“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设置，形式和规模可以多种多样”，其名称可以叫“农业合作社、经济联合社或群众选定的其他名称”，同时规定这种经济组织“可以以村（大队或联队）为范围设置，也可以以生产队为单位设置；可以同村民委员会分立，也可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1987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文件中指出：“目前在乡一级，有些根据政社分开的原则设立了农工商联合社等机构；在村一级，有的单独设合作机构，有的则由村民委员会将村合作社与村自治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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