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治研究

”[ ]。事实上，调查显示，名为“农工商联合社”的合作经济组织在乡一级，有的“取消”了，有的则“名存实亡”，并没有机构存在了[ ]。在村一级，少数地方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两套机构人马、两块牌子的更为少见；大多数地方，则只有村委会，没有另行设置（哪怕名义上的）村合作经济组织。即使在那些自称已经建立或保留了（村级）“合作社”的地方，那里的农民往往也是只知有“村委会”，而不知有“合作社”[ ]。从过去的“生产队”演化过来的“居民小组”，从“生产大队”演化过来的村，已经成了“集体经济组织”的代名词，以便在名义上，拥有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 ]。

    现在想来，改革之初在推行家庭承包的同时，不忘强调“双层经营体制”与“集体经济组织”，恐怕更多出于政治上的顾虑，唯恐被指责为“私有化”、“回头路”，所以差不多是“虚幌一枪”。这与今天面向市场经济所呼唤的农民合作组织，背景和意义迥然不同。

    在村一级，传统意义上的集体经济组织现已有名无实。“村社合一”也好，有村无社也好，原本只要在意识形态上勉强能够自圆其说，应可安然无事。但自一九八零年代开始，大量出现的村办企业，往往也假以“集体所有制”之名，这就使得问题复杂化了。这些企业不少是向村民集资或举债兴办，还有的动用了集体积累乃至征地补偿款等资金来源。有的村办企业甚至涉足金融、房地产等投机生意（在南方似乎并不少见）。可是，姑且不论及腐败的问题，市场本身也是风险莫测的。一旦经营失策、周转不灵，某些村因为村办企业的缘故，负债数千万，人均几万、十几万，亦不罕见。当然，也有的村则是建学校、公路和水利设施，或者干脆是为了借钱完成迫在眉睫的上缴任务，导致负债累累，积重难返，恶性循环，竟然有村支书不堪重负自杀的[ ]。1997年农业部对10个省份的调查就显示：乡级平均负债约400万，村级平均负债约20万，如今最严重的个别乡负债4000万[ ]。这种乡村债务危机，特别是村级债务，成因固然非常复杂，我们这里仅考虑其中的一个方面，即村民委员会与新生的“村办集体企业”的关系问题。

村委会作为法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合法存在历来无需在民政部门、更不必到工商部门取得登记。但是，其本身缺乏严格界定的独立财产和法人地位，村委会能否独立从事民商行为，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可以承担何种的民事责任，是不能不有所疑问的。当然事实上，如上所述，村委会动用集体积累或向村民集资创办的企业大量存在，问题的症结在于，由此引起的企业经营债务，特别是在需要强行清偿的情况下，其最终的承担者是谁？恰恰因为名为“集体所有制”，很多时候，这些债务由村委会承担，又通过村委会转嫁给全体村民。村民可能在事不关己、浑然不觉的情况下，背上莫名其妙的债务，岂不滑天下之大稽？所以必须理顺这当中的关系。

   村委会的首要职责在于办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事实上拥有法定的垄断地位。既然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都应当退出竞争性领域，政府机关也不再被允许直接充当投资者，村委会更不宜涉足纯粹的经营活动。如果确有必要和实力投资企业，也要按照《公司法》的规范程序，采取有限责任的形式，明晰产权结构。现行法规虽然承认了村委会的投资主体资格[ ]，但是，村委会本身的独立财产和法人地位还有待明确。

    从根本上说，必须解决“社（区）”“企（业）”分离的问题。社区自治组织，本质上应当是一种非营利组织。这种非营利组织可以持有企业的权益，但其本身有别于企业，更不同于传统的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要避免“与民争利”，亟待确立一般非营利组织的运行机制和治理结构，成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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