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指出：“近年农民信访中，约半数涉及土地承包权被侵犯问题”。“如果连一小块土地的财产权也得不到尊重，农民对这个社会还会有什么留恋[ ]”？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最普遍形式是不尊重土地承包关系，视承包合同为废纸一张，在有些地方可以根据村支书的一句话就片面中止土地承包关系。中央曾经承诺的土地承包十五年、三十年不变，但是许多地区普遍的是3-5年就调整一次。另外，政府或村委会时常缩小土地承包面积，随意扩大机动田，并对农民的使用权随意践踏。某些地方政府强制农民耕种特定的农作物，如果遭遇抵制，甚至动用拖拉机将田里的作物强行犁掉[ ]。由于缺乏明朗而稳定的制度预期，承包农民的合乎“理性”的反应便是不惜地力、竭泽而渔，至于植树造林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功在长远的事情则乏人问津。
上述种种，当然主要是个有法不依的落实问题。但这方面，《土地管理法》本身也不能说没有隐患。该法第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但是，接着又留下空档：“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表面上看，似乎比较“民主”了，其实恰恰有可能导致“民主的暴政”。无论如何，对于产权的保护，如同对于人权的保护，应当先于民主，何况这种“三分之二同意”容易被基层干部操纵以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
如所周知，承包权实质上是对所有权的分割。承包合同越是长期化、固定化，承包权对所有权的分割程度就越高。有的中国学者近期研究证明，在现有中国农地承包制下，承包权越稳定，农户的收益越高[ ]。所以杜润生强调指出，土地制度是第一位重要的。在家庭承包成为合法以后，我们要从政策层面转到法律层面给它一个有力可靠的保障。这就是把从公有制分离出来的使用权，以法律形式，肯定它是一个经济主体，一种物权。我们过去说，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现在我们提出，农民土地使用权作为私人财产，其权利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使用权可以说是准所有权。它包涵承包权、使用权(经营权)，还有抵押权、入股权、转让权等多种权利，这些权利在立法时将界定清楚，形成法律依据[ ]。
杨小凯更明确主张，土地所有权私有化不但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减少社会纠纷，安定社会，稳定地方财政有重大意义，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其实在中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即使不进行私有化，其使用权的流转如能达到“国有”土地的那般自由，就很不错了。考虑到中国国情和意识形态的惯性作用，改革的方向，更不妨由国家象征性地拥有农村土地的最终所有权，而使农户手中的土地使用权长期化，这种使用权还必须是可以交易的。比较可操作的，是让农村土地制度与城市土地制度并轨。城市土地使用权可有70年期限，农村何尝不可?将来，可能都还要从期限制向永久制靠拢。
有人认为土地产权彻底向个人转化势必妨碍机械化和规模经营，其实，一旦土地可以自由交易包括自由租赁，就会有一个自发的经济过程，趋向于资源的不断优化配置，包括向种粮大户和农业资本家集中。当然，如果这种集中在经济上对于当事人已不划算，亦就不会发生，恰也说明在一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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