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性选举对村干部行为的影响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运用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观点分析了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被引入中国农村之后村干部的行为所发生的变化。作者认为，竞争性的选举使得决定村干部去留的权力由原来的乡镇干部转到村民手里，当选的村干部为了在换届选举时连任，在上任后都要致力于为村民做一些实事。由于受农村社区特点的影响，村干部在办实事的过程中又要注意不能得罪太多的村民。另一方面，村干部也会积极处理好与乡镇的关系、贯彻上级的政策，因为他们要做好自治范围内的事情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乡镇的帮助和支持。

一、导论
中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引起了中国和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许多相关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正成为一种有竞争性的选举（参看王振耀、汤晋苏等，1994；徐勇，1997；胡荣，2000；Dearlove, 1995; Kelliher, 1997; Lawrence, 1994; Manion, 1996; O’Brien, 1995; Oi, 1996; Thurston, 1998; Shi, 1999）。选举制度被引入中国农村之后，村委会干部的行为有哪些变化呢？本文打算根据笔者在福建省的的观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参看Monroe, 1991），人们总是通过理性的思考来计算各种选择的代价，权衡利弊，以便用最小代价换取最大的报酬或利益。由于传统的理性选择只强调个人行动的动机，很少考虑到社会结构因素对行动选择的影响，因而受到不少批评。自19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试图对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作出修正，从制度方面解释行动者的行为，这些观点被称作新制度学派（参看Hall and Taylor, 1996; Koeble, 1995; Peters, 1999）。制度分析的中心问题是：制度如何影响个体的行为的？秉承传统理性选择理论基本假设的理性制度学派以一种“算计的方法”（calculus approach）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1] [与此不同，社会学制度学派从“文化的方法”(Cultural approach)来回答这个问题，倾向于把个休看作是一个知足者 （satisfier），而不是效用最大化者(utility maximizer)，并强调对行动过程选择的程度取决于对情景的解释而不是纯粹是工具性的计算。从这一观点看，制度的作用是为解释和行动提供道德和认知的模板，个体被看作是深深嵌入于由符号、契约和程序构成的制度世界中，它提供了对情景和自身进行解释的过滤器，行动过程就是所此建构的（参看March and Olson, 1989）。] 这种观点强调人类行为中的工具性和策略算计的方面。他们假定个体试图最大化由特定的偏好功能限定的一组目标，他们有策略地行动。也就是说，个体会仔细考虑各种可能性以选择能够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案，根据算计的观点，制度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为行动者提供有关其他行动者目前和将行动的一定程度的确定性影响行为的。更具体些，制度提供有关其他行动者的相关信息，对协议的实施机制，以及对背离者的惩罚等。其主要点是，它们通过改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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