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乡镇政府是地方治理的主体，无论党的方针政策，还是政府的法律法规，最终都得由基层党政部门贯彻落实。为什么“指导-被指导关系”会成为一些乡镇工作的束缚而导致乡镇干部对村民自治的牢骚和焦虑呢？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主要是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后，无论是镇村干部还是普通农民，对如何界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的问题，存在一定的模糊认识。不少乡镇干部觉得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因而在贯彻落实上级布置的任务时候缩手缩脚，不知道该如何去工作。
我们知道，市县对乡镇建立了比较严格的责任机制或政绩考核制度，特别是“一票否决”的硬性规定迫使乡镇干部设法完成下派的任务。但《村委会组织法》原则上不允许乡镇政府采取上级对它的那套责任机制来要求和约束村级组织。于是，在自上而下层层相扣的责任机制上，正是在国家政权组织的最基层（国家与社会的连接处）出现了一个责任制度的断层，客观上使乡镇干部陷入了上压下顶的困境。
4、村支两委关系亟待从根本上理顺。
实行村民直选以后，摆在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面前的又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理顺村支两委的关系，建立合理的分工合作机制。过去，党支部的地位和职权都很明确，就是支书抓全面，是各项工作的“第一把手”。现在的情况有了变化，尽管党支部的地位被明确为核心领导，但支部的职权究竟包括那些具体范围，却不清楚。我们发现，党支部领导村委会这个政治原则，镇村两级干部和村民一般都接受，但依照《村委会组织法》，村委会比较明确的职权有七八项之多，如协助乡镇政府的工作、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维护集体经济和村民合法权益、管理村集体土地和其他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等。这说明，村委会和党支部在职能分工上应该有所不同，党支部领导村委会不能变成党支部包办村委会工作。那么，村委会和党支部究竟如何分工协作，乡镇政府似乎也难以提出既符合《村委会组织法》、又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方案。这样一来，村支两委关系是否顺当，往往取决于村主任与村支书的私人交情，许多事情靠“拍肩头”搞掂。
某市的一份调查报告反映，有的村党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矛盾尖锐，内耗严重。这种矛盾多是村委会选举时产生矛盾的延续。作为村支书，选举时落选了，心中有气，抱怨对方在选举中靠家族势力拉票，导致自己落选。作为村主任，选举时就与村支书撕破了脸，以为自己的得票最多，就不把村支书放在眼里。有一个村的村主任，当选后故意在村支书门前放鞭炮奚落村支书落选，使村支书怨气难咽。个别农村的村支两委关系紧张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例如广州市红星村就是这样。在红星村，新当选的村主任不能从村支书手中接管村务管理权和经济审批权，无法履行村委会的职责，于是另设帐务，另组村治安队伍。导致一个村庄，存在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两支治安队伍，两套理财小组，村民群众无所适从。 一些地方乡镇对村干部工资补贴的偏颇态度，也不利于村支两委的理顺。例如，有的乡镇规定按村委会编制拨付工作补贴，支委不兼任村委会职务的，属于编外干部，除领取开会、公干误工补助外，没有任何工资补贴。有的乡镇，以支委为工资补贴对象，凡没有进支委的村委会成员，没有工资补贴。还有的乡镇，把村支两委成员全部纳入工资补贴对象，但村主任的工资补贴比支书低一级。这些措施容易造成这样的印象，以抬高村支书来贬低村主任或者相反，导致了村干部的不满情绪。 从经验调查情况来看，部分村支两委关系矛盾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村支书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习惯了大包大揽、一个人说了算，忍受不了村委会接管村务的法定要求。二是在村委会接管村务，要求清产核资，摸清家底，这对那些存在经济问题的村支书来说，意味着劣迹暴光。因而这样的村支书必定会拼命抵制和诋毁村委会，把村民选举说成是“贿选”、“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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