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的历史建构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一段时期。在这一时期，五四新文化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需要而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化选择。理解和分析这一时期的文化过程及其特点，需要首先对五四新文化的现象及其背景作进一步的描述。不论从现代性还是所谓后现代性的立场对五四文化进行何种评价，这都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五四新文化，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指中国２０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的文化现象。所谓新的文化现象通常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得到理解：一是新的文化要素的出现和积聚；二是新的文化要素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结构性特征。前者是一种质的“新”，后者是一种结构的“新”。本文认为，五四新文化主要是一种结构的“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以某种价值观为核心，形成了一种新的价值结构。这种结构当然又是以文化新质的出现和积聚为其历史基础的，因而它的形成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本文即是对这一历史建构的一种说明。
    
    （一）
    
    新文化的历史建构需要从新的文化要素的出现说起。近代中国新的文化要素由历史条件所决定，主要表现为泊来品。如果以近代自然科学为例，撇开传教士来华活动引起西学东渐不谈，它至少在１９世纪中叶就被引入中国。
    
    鸦片战争的背景，使得引入西方自然科学的必要性得以确立。一些与洋务运动有关的思想家们纷纷论证了这种必要性。冯桂芬说，应当“采西学，制洋器”，因为西方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①］。薛福成认为需要“取西人器数之学”［②］。统治阶级中的改革派也提出一些引入西方自然科学的纲领。如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③］。张之洞提出了“中体西用”的主张，试图在器用的范围内引入西方自然科学［④］。曾国藩则提出“师夷智”［⑤］，并把这一主张付诸于洋务运动的实践。
    
    在这一背景下，近代自然科学作为新的文化要素陆续被引入中国文化之中。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以机械力学为主要内容的自然科学；第二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自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起，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成规模地在中国出现。京师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等单位翻译介绍了大量的科学著作，内容包括数学、理化、天文、气象、地理等。据统计，自１８５３年至１９１１年间，共有４６８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类及杂著４４部，数学１６４部，理化９８部，天文地理７０部［⑥］。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起，达尔文学说也传入中国。１８７３年的《申报》和由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地学浅释》都介绍了达尔文其人及学说。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则在中国文化领域产生了震动性影响，它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的重要方法论进入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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