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张的再评价中还有一种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误解夹杂其中。八、九十年代曾经流行过一个术语，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类似后现代理论家在描述现代主义时所使用的中心概念“宏大叙事”，它不仅指二十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取得文坛支配地位的左翼文学，还包括“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普遍认为，这二者虽有区别，但瓜葛更多，均属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共同左右着现代文学进程；文学家的反抗精神和独创性，则表现为对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偏离和挣脱。张爱玲出名于上海“孤岛”时期，像柯灵先生说的，往前几年或往后几年都容不下她，她的才能，她出现的“奇迹”和影响，就自然被定位于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疏离。但实际上张氏并没有疏离“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也没有疏离政治意识形态，其坚定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人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在她四、五十年代的创作旺盛期，始终一贯。她的价值，并不在于偏离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倒恰恰在于能够在四十年代集体主义强制规范下以诡异的方式张扬了“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在五十年代一片颂歌中继承了“五四”冷静批评现实的精神。
袁：张爱玲有篇小说叫《五四遗事》，标题就是极好的象征。她整个的文学活动就是五四文学传统的回响，并非偏离这个传统之外的什么“奇迹”。
郜：三十至四十年代，为“五四”文学传统辩护的作家，有两种类型。一是鲁迅及其继续者（如胡风），他们在现实战斗精神的基点上坚持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血肉联系，但也格外看重文学本身的创造和审美品性。张爱玲属于另一种类型。针对“海派”的标语口号或“京派”的苍白玄虚，她更多用沉默或讥诮来为失落了的“五四”辩护，或指责这一传统的失落；也许很无力，但并不妨碍她对为之辩护的东西的执守。为人行事，张和“五四”一代人更有许多相似处。当初有人劝她不要急于发表，当心给异族占领者充当点缀升平的工具，她的回答却是要“趁热打铁”，公开宣扬“出名要早”，这就颇让人想起“五四”时期胡适之经常挂在嘴边的易卜生名言“一个人的责任首先就是要将自己塑造成器”，“航船沉没的时候，重要的是救出你自己”，“孤独者最强大”，或者《伤逝》里子君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四十年代，“五四”对个人价值的共同体认经受了尤其严峻的挑战，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渐渐否弃了它，但张爱玲一直坚信不疑。这当然有客观的机缘，张毕竟没有牵涉到太多的文坛纠葛中去，她有独来独往的自由，但主观上的坚信无疑更重要。
袁：张爱玲坚持个人价值确实相当彻底，这除了珍惜个人艺术才能、努力发掘个人内心隐秘外，还突出表现为对卑微的生活中挣扎的小人物的深刻同情。这一点张爱玲和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如契可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有相似之处。他们对人类也许并没有提出比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者更高的理想要求，但他们对小人物，对人类的基本欲望，内在局限，甚至疯狂和丑恶，寄予了更深刻的悲悯。“五四”以来中国作家，包括鲁迅，对小人物虽然“哀其不幸”，但主要是“怒其不争”，对小人物的哀怜往往成了呼唤英雄、呼唤救世主的过渡和跳板。张爱玲的特殊之处或许就在她从灰色的小人物身上直接发现了人的局限，也发现了人的光辉。不过这一点说起来也仍然是对“五四”“人的文学”的发展和补充。
郜：鲁迅所处的环境驱使他梦寐以求中国人的强大乃至强悍，但恰恰是鲁迅首先深刻地批判了他所受到的尼采的影响，恰恰是鲁迅第一个塑造了小人物的形象，掘开了小人物的心泉。中国式的“勇士”、“英雄”、“导师”、“领袖”，他从来都是鄙夷的。在拿破仑和隋那之间，他分明地倾向于被人遗忘的发明了牛痘的隋那，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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