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有限形式而已。于是，“活着就好”成为 90 年代人的成人仪式化奠基。
反方法论。与 80 年代方法论的建构性不同， 90 年代强调的是价值消解性，不再是那种整体的向前发展的神圣性话语，而是解构性话语充斥文坛，如“耶鲁四人邦”，法国的解构思想家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他们的消解、颠覆、反抗、亵渎、边缘等话语，成为现世的流行语和写作策略或圈套。
反本体论。 80 年代的本体论热无疑使得人对自己的使命和价值有了深度了解，而 90 年代的反本体论者却对深度意义加以尽情嘲弄，整个时代氛围从神圣而带有某种悲剧精神的生命意识探索和反省中游离出来，人在现实面前变得无所谓轻重。进而发展到似乎只有对神圣化的精神、灵魂、未来加以彻底消解和亵渎，才能终结历史、抹去深度，麻木自己的心性。于是，在强调血肉之躯的欲望，鼓励绝望无奈和对世俗大众写作的认同中，人们发现了真实而世俗的人生那卑微而有效的意趣。就此，本体论变成了一种可笑的过时晚装，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生命的彼岸，成了人面对其自我镜像时的一种晕眩。本体论在“致命的一跳”中终于因“致命”而成为不可能的。
泛审美文化的兴起。本体的消解和方法的逆反即解构，使得美学成为了“反美学”，由 80 年代的感性审美的沉醉，进入了 90 年代世俗欲望的狂欢。“泛审美文化”终于使纯美学研究寿终正寝，而成功地开辟了一片遗忘了历史并消解了历史记忆的“空场”，在这个空场中，反审美者以个人化描述的方式对生命淤积物和世俗生活加以重新涂抹———不仅是对理想、意识的重新描摹，也是对语言、语词的叙事方式的重新描摹。反美学终于使美学丧失了纯粹诗意而蜕变为一种现世纯肉身性的世俗性言说。
城市文化热。与寻根文化背道而驰的“城市文化”热，其关注点不再是面对过去历史厚重感的表达和生命本真意义的反省，而是对城市的平面化、喧闹化、话语的流动化和未来问题的风景化的一种呈现，于是，城市民谣、城市小说，都市消闲文化的兴起，成为九十年代文化风景。然而，这种或多或少丧失了历史心性和价值根基的都市文化，尽管在大众文化的狂欢中，在高科技的运作中，在大众传媒的操作中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废都”式难题。于是，精英文化在废都式的性文化、变态心理文化的夹击下，使 80 年代的“灵魂拯救”主题走向了 90 年代的“表征危机”，寻根意识成为一种“虚幻的承诺”，希望变成了一种永远不可能臻达的“苍凉的手势”。在社会的互动中，在社会的经济热潮和个体的麻木神经中，人终于从有名、大写之名走向了无名和俗名。
不难看到， 80 年代到 90 年代出现的转型，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同时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结果。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对这种历史转型的“症候描述”，是基于个体心性意向的学术良知的描述，并不能也无意构筑所谓的时代热闹的进化气象。这种知识社会学式的描述决不指望被当作历史年鉴对待，而只是期望具有某种社会症候透视的意味。说到底，这只是自己通过所设定的“文化研究”视角对某些当代核心问题加以反省而已，这种反省仅仅具有一些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话语加以剥离的人文叙事的意义罢了。
三 九十年代文化转型的深层问题
90 年代全球处于后冷战时期，它在破除了“冷战神话”即两大政治集团的长期军事对峙和文化对峙以后，又破除了“政治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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