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于世界之外，而只能参与这个世界的发展进程。这个世界充满了生存风险和自我身份焦虑，也充满了东西方社会的互动和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性。进入这一开放的全球性视野，就意味着对转型时期各种问题，只能通过面对现实的反思和艰苦实践去加以清理和解决，除此别无他法。
在“转型”成为时髦词时，我们当然应该审理其有效性及其有限性边界。在我看来， 90 年代的“话语转型”，就人文科学而言，已然由浪漫激进的理想主义和诗化思想转向了保守主义的世俗化的非诗意思想；就社会科学而言，也从 80 年代的重视人文、历史、政治转向了重视法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经世致用的学科；就自然科学而言，如果说 80 年代重视的是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强调的是意义启蒙时代的“机械复制”，那么 90 年代则进入了“生命密码复制”和“数码复制”时代。这种全面转型的机制及其结果，实在是值得各方面认真地加以审理的。比如，对技术中心主义而言，这些问题是难以回避的：在自然科学高视阔步的今天，它不断地质疑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法性，但却没有思想家去质疑自然科学和科学家的合法性。这本身合法吗？
对技术主义的完全肯定，让所有的警世之声都如过眼云烟，这个世界就太平无事了吗？技术中心主义使科学精神对未知的探索变成对未来并不美妙的前景的展望和延伸，在技术官僚的独断与人文价值的微弱声音的反差中，我们可否问一问自然科学和科学家的价值合法性呢？同样，对文化转型问题、政治改革问题、经济转型问题，乃至法制问题、民族问题、后殖民问题中的正负面效应，均应该深加剖析审理。否则所谓“转型”，则有可能是一种新一轮的钟摆式的低水平重复。
面对 90 年代层层叠叠的深层问题及其问题审理，我只想说，在世纪的间隙中，人们在全面的话语转型中如果轻松地告别了人文价值的沉重，而乐此不疲地进入非价值的平面化轨道，那么，就终将遮蔽真正的问题并丧失前沿问题意识，并必将使“新世纪蓝图”变得空泛而难以确认。直面各种“新神话”，打破学科专业对思想的钳制，对当下和未来的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实在是转型时期学者存在的最直接的合法性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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